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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苏轼书画中的佛学思维
类别: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19-2-26 14:17:35   浏览:304次 [返回]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成熟,与佛教融合最深的一个时期。统治者信奉佛教,使得佛教更为流行,佛教人才辈出,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热衷参禅研佛,佛教的影响深入到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诗歌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文豪苏轼也正是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中,其诗词、书法、绘画的理解以及借用佛教思想来丰富与诠释,应该说是诗词、书法、绘画以及佛教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对大乘佛教中观思想的运用 

“中观”思想是大成佛教的一种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最大特点乃是对“有”和“无”两边都不执着,主张以“不落两边”、“有无双遣”的“不二法门”来认识“实相”。而在书画艺术里的“形神”问题也正是如此,“形”与“神”不能单方面的过分强调,强调任何一方都不能把握书画的“实相”。在如何欣赏或者创作一件作品的思维方法上,苏轼非常注重以“不落两边”“有无双遣”的方法,在对待绘画的“形神”问题也正是如此。苏轼在《李端叔真赞》这篇文章里对绘画的传神做了很形象的描述。苏轼认为李龙眠所画李端叔的像是既真又假,所谓真是指李龙眠画李端叔像所显发出来的神韵,让他觉得像见到了李端叔真人一样,所谓假是指画作不可能就是生人,此李端叔像不会真的开口说话。但是如果说面对的不是李端叔本人,而李龙眠确实已经把他犹如真人般的话了出来。苏轼的这些言论说明他还是非常注重作品的“形似”。也就是说,“神”在“形”中,如果舍弃“形”,就不会求得“神”,求“神”当在“形”中。因此苏轼认为创作者应该以“出于两者”的态度来把握这两者的关系。这个“处于两者之间”的说法,这就具有佛教的中观思维精神。
 
同样,书画艺术里关于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也历来为书画家们争论不休。苏轼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通体贯彻着佛教的“不二法门”思想,与上述“形神”论相似,注重继承或一味地创新都不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也就是说,既不能为“法”束缚也不能“无法”,只有理解了“法”与“无法”的“不二”性,才能做到“无法之法”,这样一种“不落两边”的思维方法,转移到对作品风格的要求上,就产生了以“圆融”为美的欣赏品评论。 

二、对佛教华严宗“四法界”思想的运用

华严宗的“四法界”思想实质上就是阐述宇宙万事万物的关系,它把客体分为“理”和“事”两部分,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理”的体现,在每个具体事物中都从有“理”。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是蕴含在其中的“理”是相同的,所以万物在“理”的层面上都是无差别的。华严宗“四法界”是指:1、“事法界”指形形色色的万物。2、“理法界”指清净的本体世界。3、“理”与事物包容无妨碍,就叫“理事无碍法界”。4、各种事物之间相互包容而无妨碍,就叫“事事无碍法界”。这样的思想就是万物相互包容圆融无碍。

苏轼是提出的“士人画”概念的第一人,他把历来不为文人所重视的绘画真正的提高到了与诗歌、书法同样的地位,其中还隐含了诗书画“本一律”的观念,他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及“书画同源”说法真正落实下了来,并且提出了“本一律”思想。所谓诗书画“本一律”是指诗歌、书法、绘画三者之间存在这相同的一面。苏轼之前历史上对于诗书画三者的关系,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他对这三者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比如,他在的《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里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苏轼对王维所绘的《蓝田烟雨图》所做的一段跋文,这段提拔里实际也反映出了苏轼对诗境和画境之间关系的一种阐述,书法与绘画在用笔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精神,同样可以描述心境;而三者在欣赏品评与创作方面有着一些共同的要求,并且能相互影响,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华严宗的“理法界”思想。苏轼在《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序》中更是运用华严的思想去阐述诗书画之间的关系。他这片跋文中指明,华严的思想有助于理解书法与诗歌诸艺术,通过书法与是诗歌的学习,也有助于理解华严思想,最后清楚的用华严思想解释艺术的倾向。所以华严思想是苏轼诗书画“本一律”的审美趣味形成的理论依据,佛教华严思想也是苏轼来解释诗书画三者的思维方式和创作表达以及欣赏品评上的共同要求,为人们指出了一种新的审美趋向。 

三、对禅宗“心性”论的运用 

禅宗是一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它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是一种摆脱烦恼,超越现实矛盾和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和心灵自由,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一种文化理想。禅对人生和生命的玄妙认识对苏轼的影响非常显赫,并对其词的创作和审美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乘佛教认为人人都有“佛性”,禅宗把这种说法演变为只需刹那间完成主张 “明心见性”。把“成佛”的所有权利交给了主体本人,并把时间缩短为“刹那间”。这种主张对当时崇尚“适意”、“得意”的书画艺术领域有很大的影响。苏轼对创作书画的目的以及表达方式都与禅宗的这一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苏轼就把“尽意”,“得意”看作是证明创作者在从事书画艺术活动,及一件上乘作品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与禅宗用“直指本心”来证明学人真正得悟“成佛”的说法如出一辙;同时,禅宗里的“心性”论,也对苏轼“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心态有一定的影响。禅宗把“成佛”作为对“自性”的体悟显现,强调了“佛”在自心之中。也就是说,用力外求是不能达到对事物“实相”的认识。所以,苏轼强调的“无意”就是不能有意识的外求。按照“尚意”、“得意”的创作目的,“无意”也就是无须故意追求外在的条条框框“法”,只需内求达到“抒情写意”即可。同时,苏轼的“无意于佳,乃佳”这句话也含有脱离执着的意思;另外,这些禅门在接引弟子方法所强调的“妙悟”,其所具有的“绝妙性”、“灵活性”、“创造性”以及“反复咀嚼”、“仔细玩味”等特点,对苏轼书画的“参禅悟道”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宋代正处于一个思想文化大融合时期,苏轼的艺术思维是在多元化文化中形成,他每件作品中也体现着多种思想。苏轼的书画虽然受佛教的影响很大,但同时也与儒,道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佛教的兴盛,也使佛学对苏轼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佛教非常认可,但同时他也对佛教理性的提出了批判。他抛弃了佛教的外衣吸取了佛学的精华,佛教的哲学思维也在时时刻刻的引导着他的艺术思维。所以苏轼的书画创作思维及作品,在带有儒、道特征之外,同时映射着佛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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